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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恨云愁——说王安石变法

本帖最后由 回忆专用小马甲 于 2015-11-30 13:58 编辑


     我写的不是历史,当然也不是寂寞,只要当自己在做一道关于“王安石变法之前因后果”的逻辑题,就能放下思想包袱,都说凡事只怕认真,我希望自己做得到。现代人研究历史无外乎两种方法:一是发现新史料,二是发掘已知史料的现实意义。史料的发现总是有限的,而前人历经披沙拣金之苦得来的史料,也只是拼图里残存的几枚碎片。是的,麻烦很大,历史变迁,人物变换,线索杂乱、零星不全,拼回原样根本不可能。但人性不会改变,人情勾连古今,这让我们对还原千年之前的些许历史面貌也有了一丝把握。


      王安石变法是宋史里最混乱诡谲的一段。各路居心不同的人马轮番篡改,比如同样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陆佃(他有个很有名的孙子叫陆游),在目睹范祖禹、黄庭坚们“修”书时的拙劣表演后,表示实在看不下去了:“如君言,岂非谤书?”但还没完,这只是第一次修书,叫“元祐本”,“元祐本”之后又有依据王安石《日录》重修的“朱墨本”,很可惜的是,即便是这两本改过来改过去,好歹称得上第一手、第二手资料的神宗朝实录,连同介甫同志的私人日记,都已经化成历史的烟尘,今人再不能得见了。现在流传下来的这部分宋史基本上是按照第三次修书编录而成,那么第三次是谁修的呢?答案是范冲。范冲是范祖禹的长子,家学深厚,最妙的一点是,他与王安石有不共戴天之父仇,选他来修书,你能指望他说点对王安石“持中守正”的话吗?


      现在我们知道了,太史公们的话靠不住,只能靠自己。反复推敲零星的线索和破绽,基于人性,依托人情,神游冥思,穿越时空去做历史学的联想,设身处地去推演当时的情境以及身处当时之人的矛盾与苦衷。在完成这些最起码的“温情又不失敬意”的任务,厘顺其间的逻辑关系之后,我们才勉强可以坐下来讨论当时的对错。


      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号称“宋朝第一人”的范仲淹在仁宗朝也主持过一次改革,而范宰相本人并没有取得这次变法的冠名权,当然这与“庆历新政”虎头蛇尾,不到一年就废除,对宋朝的现有格局造成的影响不大有关。谁也不知道,于庆历四年夭折的这次改革,在一位刚考取进士一甲第四名的少年天才心中,却埋下了不可磨灭的种子。神童十四年后才名更盛,他认真总结了新政的不足,结合自己多年体验民情和治官经验,给仁宗皇帝上了一道折子,旁征博引,文采飞扬,直指时弊,仁宗拿到洋洋洒洒万余言的折子,顿时就激动了——赶紧有多远扔多远,庆历新政给皇帝留下的心理阴影实在太深,而且对于四十八岁的老皇帝而言,改革已经不是他的头等大事,他面临着更严峻的形势——诺大一个帝国,赵祯却没有他的继承人。但赵祯如果知道后来的事情,他一定会非常后悔,为什么当初他没有把那本奏折扔得更远。十年后,赵祯名义上的孙子赵顼从皇六爷爷的桌子脚下捡到了这本《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神宗陛下被王安石的才干深深打动了,他转身慢慢抬起头,视线越过奏疏,他似乎看到紫宸殿前的飞檐,看到他珍藏在福宁寝宫里的金甲战袍,再远,越过白沟河,那里是……


      大辽。


      后面的事实证明,赵顼此刻想得有点多。这个我们放到稍后再解释,先来看大逻辑题下的第一道基础题:为什么要变法?


      一般的说法是富国强兵,但不准确,如果目标是富国强兵,变法的节奏就不对,它太快了,变到一半就有杀鸡取卵的苗头,所以“富国强兵”只是明面上的幌子。既然我们看到的变法是这样的节奏,那么它应该有一个更加紧迫、必须在短期内奏效的目标与之相适配才对。真正的谜底就在变法之中。王安石推出的第一项改革条令是均输法。均输法听着是不是有点耳熟?对的,喜欢汉武大帝的同学可以抢答了,武帝打匈奴的时候就折腾过两次均输法,“敢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这话的确够霸气,但霸气是要付出代价的,打仗,烧的就是钱!钱从哪里来?就从均输法里来,皇帝陛下要打仗,还要打赏,就只能民穷财尽了。再看紧接着均输法之后的青苗法,这项法令的知识产权要追溯到唐朝中叶,中晚期的唐朝,皇帝的日子各种不好过,藩镇割据那么严重,当然要揽将招兵买装备搞好老李家的安保工作,皇帝家都快没余粮了,老百姓们就更不要幻想吃饱肚子。均输法也好,青苗法也好,你看清楚了它们的“前世”,就看得懂它们的“今生”,均输法、青苗法,还有后来的这法那法,它们的主要作用就是“军费”提款机。


      附加题:宋朝如此疯狂地搜敛军费,是要跟谁打仗?


      不,不是大辽。虽然大辽在他们上次叫契丹的时候制造了宋太宗身上的箭伤,并直接导致宋朝第二任皇帝的非正常死亡,这是赵氏家族的血仇,还有真、仁二朝花钱买和平的做法,在年轻的赵顼看来,更是奇耻大辱。如果可以,赵顼第一个就想对大辽下手。但此时的形势已经不允许赵顼任性了,他只能选择对上西夏。对,你没看错,宋朝要对付的正是西夏的党项人。你只要想一想北宋是被谁干掉的,就知道神宗陛下的这个决定绝对称得上伟大光明正确。历史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在恰当的时候,会有一个恰当的人出现,他似乎只为完成他的使命而来,一举抒写历史的波澜壮阔。赵顼正式上班的第一天,这个人出现了,当时他还只是个小角色,他就皇帝提议讨论的“国事问题”写了一篇奏章。在奏章里,他详尽地论述了他的“国防观”,他提醒皇帝,辽人很危险,但眼下他们还不是最危险的,最大的危机是新兴的西夏,西夏只要再往前一步,宋朝就死定了——那一步是河湟。


      杜牧诗云:“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说的就是河湟。河湟很麻烦,它在西北边疆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可它偏偏又不在自己人手里,安史之乱后河湟就沦为吐蕃占领区。眼下更麻烦,吐蕃的赞普又挂了,河湟快要落到西夏人手里了。王韶,这个被选中的幸运儿已经遵照命运的安排,在这个时刻来到了这个地方。然后他将自己在西北边疆观察到的一切,写在奏章里,呈了上去。


      这篇奏章就是《平戎策》。《平戎策》非常厉害,从神宗到徽宗,都把它视作金科玉律,具体内容就不展开了,你只要知道它最核心的论点:河湟的吐蕃现在乱了,大宋不去占领,西夏就要去占领。大宋拿下河湟,西夏腹背受敌;西夏拿下河湟,大宋腹背受敌。写得这么明白,就算是傻子也该看得懂、知道该怎么选了。神宗不傻,神宗是第一个看懂《平戎策》的人,看懂之后神宗浑身的汗都下来了。于是神宗一朝,神宗所有的动作都是在玩命践行《平戎策》,包括王安石变法,同样都是服务于这条金科玉律。


      但这里面还是有个逻辑很奇怪,既然《平戎策》在历史中的地位如此尊崇,为什么它的作者王韶在历史中几乎默默无闻?要知道王韶不止写出了《平戎策》,他本身也是个很会打硬仗、险仗、奇仗的人,而且每战必胜,是当之无愧的战神。兵者,诡道也。王韶无疑深谙此道。做王韶的敌人是悲哀的,因为他们永远搞不清楚王韶想干什么。比如打吐蕃,王韶放着吐蕃军队不理,绕到山林里去打跟在吐蕃后面想捡宋军便宜的羌人,一路强攻,从山下打到山上,请注意这是仰攻,冷兵器时代仰攻的难度之大,光想象就觉得胆寒,但王韶硬是亲自担任冲锋队,带着部队冲上了山顶——这是硬仗;吐蕃首领木征反应过来,马上派瞎药过来支援,结果打算来偷袭的瞎药在自己的地盘上遇上了反偷袭的王韶,不仅被打成猪头,连地盘都丢了——这是奇仗;打洮州,为了彻底战胜吐蕃,王韶带军翻越露骨山,露骨山,顾名思义,山峰壁立,状若骷髅,山顶积雪终年不化,洮州城里的吐蕃人万万没想到宋军居然跑去翻露骨山来端他们的老窝,他们甚至来不及做什么像样的反抗就被打得稀里哗啦——这是险仗。还有后来王韶围攻河州,木征这次终于聪明了,他从河州城里偷偷跑出来学王韶搞反偷袭,效果很好,他迎面撞上了王韶同志冰冷的枪头。


      我对王韶简直要佩服得五体投地了,《琅牙榜》里林帅和赤焰军绝对是在模仿他。这么牛逼的人,历史对他竟然如此“低调”处理,这是为什么呢?我曾经看过一份资料,它对中国历史前一百名名将进行了排名,里面并没有王韶的名字,其实别说整个中国历史了,就算在“缺将”的北宋时期的名将榜,王韶依然榜上无名。这对王韶太不公平了!论实力和战功,他即使在宋朝排不上第一,但在北宋,也是有资格叫板潘美、狄青的呀。但细一琢磨,答案也很简单:王韶写了《平戎策》,而《平戎策》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那么王韶越牛逼,《平戎策》就越正确,王安石变法也就越合理。你只要想通了这个逻辑,就能明白为什么历代的史官、士大夫要故意地忽略王韶了,跟王安石的关系如此密切,没有泼脏水就是手下留情了。


      接下来,第二个逻辑题:变法怎么变出“党争”来?


      越走近“党争”,我就越疑窦丛生。我们分析一下宋朝政治的现状,宋朝是最文明的朝代,不仅文化、经济特别棒,它最让人神往的是朝堂上那种君臣相得的政治氛围,尤其在北宋,你根本看不到外戚、太监、藩镇这些乱七八糟的麻烦,这是一个明君、名相、名将迭出的辉煌时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宋真正实现共治,则从真宗一朝始,经过李沆、王旦、寇准、王钦若这些宰相的努力,不断用“天命”、“人言”、“祖宗”结成一张绵密的大网,既拱卫了皇权,也牢牢地节制住了皇权,不要小看这六个字,在后面你将会一一领略它们的厉害之处。在这之前,我们要好好看看所谓“党争”的真面目。


      神宗朝的这次党争,分为两党,一边是旧党,一边是新党。先来看双方主力选手名单:


      旧党:司马光、欧阳修、韩琦。


      新党:王安石、吕慧卿、章惇。


      旧党名单没什么好争论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无一例外都是历经数朝不倒的大腕。


      再看新党名单,真的好可怜,无一例外都是神宗朝才走进政坛核心的“小鲜肉”。


      这点就很值得玩味了。神宗一口气提拔了这么多政坛新鲜人,他想干什么呢?这变法,是王安石要变,还是皇帝本人要变呢?


      作为皇五代(太祖、太宗同辈),神宗很悲催。排在他前面的几任皇帝,尤其是仁宗、英宗两朝,累朝埋下的安全隐患,在他上台的时候爆发了。《平戎策》让他看到了危机,同时也看到了转机,只要拿下河湟这个赛点,大宋朝起码不会在他手上弄丢,这些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不再赘言。神宗皇帝拿到《平戎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当然不是找王安石,王安石这时还在江南闭关,等候着命运的召唤,暂时还不是他出场的时候。神宗皇帝正忙着请教。他请教的第一个人是富弼,富弼沉吟了一会儿,给出了他的回答:“陛下临御未久,当步德行惠,愿二十年不言兵。”找韩琦,韩琦的回复是一封辞职信,但他的事还没完,他会回来捣乱的。不要紧,神宗想,还有司马光,阿光同志一直很给力,人看得准,事办得牢,童年的时候还砸过缸,就他了。司马光看着一脸兴奋的神宗皇帝,平静地说,臣要写书。


      很可怜吧,神宗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无人可用的情形,他想干事,但所有人都把他晾在一边。直到他在某一天看到了那本长了十年草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一切就此注定,变法开始。

  
      这里,我想重新厘清两个概念,一是“皇权”,只有知道“皇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你才能明白神宗皇帝为何总是身不由己、力不从心。皇权,绝不是你坐上那个宝座就能天然拥有的,它既包含源于“皇帝”这个制度赋予的权力,也有来自皇帝本人的权力。这两方面权力组成的合力大小,将决定皇帝对政府各个部门、各个领域的运作,究竟能插手多少,插手到什么程度。神宗皇帝是坐上了皇位,但又能如何呢?此时的他还来不及建立起他自己的一套班底,去压制另外一股巨大的力量。虽然王安石是很不错,但当时的整个核心政圈一直在挤压、干扰他,你看司马光天天写文章骂王安石,一写上万字,每篇都流传千古,中心思想都是让王安石赶紧走人,对此,王安石完全无可奈何。这也是我在前面提到“仁宗皇帝一定会后悔,他没有把那本奏折扔得更远”的真正原因,20岁的赵顼,他并不是留在历史上的那个冲动又软弱的形象,他只是太年轻了,他还没来得及得到属于他的全部权力,而变法,又怎么离得开绝对权力的支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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